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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无止境:从现代犬儒主义看碳定价的重要性

来源:富兰克林邓普顿 作者:孟宇博士, Anne Simpson 发布时间: 13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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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富兰克林邓普顿


净零转型的实现需要新技术、节能基础设施和碳捕集与封存(CCS)的大规模快速发展,而碳定价(carbon price),以及取消对化石燃料的补贴,将为投资者参与上述投资提供强而有力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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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富兰克林邓普顿执行副总裁孟宇博士与富兰克林邓普顿全球可持续发展部主管Anne Simpson共同撰写的《Beyond ESG: The Carbon Price Solution》之中文版,英文原文于2022年4月13日首次发表在《评论汇编》(Project Syndicate)网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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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富兰克林邓普顿执行副总裁孟宇博士

右:富兰克林邓普顿全球可持续发展部主管Anne Simpson



时至今日,人们对碳中和的追求已真正开始:不仅有包括最大污染者在内的全球70多个国家(注1)制定了净零排放目标,还有成百上千的城市、公司和投资机构承诺将行动起来,致力于到2030年将全球的碳排放量减少一半。不过,净零转型的真正成功有赖于实体经济的根本转变。而此时,恰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不仅搅乱了全球能源市场,亦重新唤起了人们对能源独立性的担忧。是时候给碳排放定价了,这对于抑制人们对化石燃料的极度依赖实在太重要。


金融市场通过一系列的投资工具,吸引投资人、分配社会储蓄,服务实体经济。而投资人的投资选择取决于两大因素:信息(information)和激励(incentives) —— 只有当投资人既拥有足够的市场信息,又得到了令人兴奋的激励刺激时,他才能做出最符合自身利益的投资决定,而金融市场这个时候也才能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将资本引向表现最好的市场,并用尽其用。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环节必不可少,那就是投资人对风险的理解和金融市场给出的风险定价,因为只有将投资风险量化了,定出了价格,投资人才能准确地核算成本和收益。要明白这一点,不妨先参考下投资人对风险的理解是如何发展的。


长久以来,风险(risk)一直是个模糊的概念,直到1952年著名经济学家马科维茨(Harry Markowitz)首次将其定义为波动率(volatility),从而让它具有了数学性质,可以被量化。在这个基础上,1964年,美国学者夏普(William F. Sharpe)创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对系统风险和预期收益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为市场风险定价,并进而成为现代金融市场价格理论的支柱。可以说,马科维茨和夏普二人不仅彻底改变了投资人分析投资风险和投资机会的方式,连金融市场怎么分配资本也被他们改变了。


同样地,今天投资人在理解气候风险时,也需要类似的改变。


通过强制披露来收集高质量的气候风险数据对于开发有用的分析性工具至关重要,所幸的是美国证交会(SEC)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委员会(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Board)已认识到了这一必要性,并提出了(注2)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披露新要求(注3)


但光有信息披露是不足够的,市场和投资人还需要全面的激励机制。可不幸的是,我们看到目前有不少激励措施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倾斜,不仅扭曲了金融市场,更阻碍了有效的资产配置。


首先就是化石燃料行业依然享受着巨额补贴:根据去年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的《格拉斯哥气候公约》(The Glasgow Climate Pact)(注4),目前这种低效补贴的规模竟已相当于全球化石燃料总投资额的一半。


其次是免费的碳排放依然存在。我们不仅要问:为何污染者自付(polluter-pays principle)的原则至今没有落实?难道大家还不明白这些有增无减的排放只会令全球变暖,并对人类生存构成威胁吗?


要纠正这样的错误激励,我们需要为碳排放定价,即「碳定价」(carbon price),因为净零转型的实现需要新技术、节能基础设施和碳捕集与封存(CCS)的大规模快速发展,而碳定价以及取消对化石燃料的补贴,将为投资者参与上述投资提供正确且强有力的激励。


在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召开之前,代表逾20万亿美元资产的全球340多家机构投资人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注5),呼吁制定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补贴的计划,引入碳定价。当然,跟以往一样,投资人的呼声绝大部分都被礼貌地忽略了。但是,随着国际能源署开始计算净零转型的成本,大家开始意识到,单靠政府是无法买单的,必须动员资本市场上的数万亿美元。


2015年12月,全球近200个国家正式签署《巴黎气候协议》(Paris Agreement)。这份协议承认私人市场在募集资金控制全球气温升高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并为建立跨境碳排放交易计划提供了指引。迄今为止,全球已有40个国家和25个地区推行了碳定价战略(注6),覆盖全球约15%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此外,还有46项额外碳定价计划正在包括中国、巴西等主要经济体在内的国家和地区进行,预计将影响全球约25%的碳排放量。这些都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步伐,但还远远不够。


今年3月下旬,美国证交会(SEC)颁布新规,首次要求在美上市公司除了要在业务报告中向投资人和监管机关提供财务信息外,还要提供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信息和假设的碳价格,并概述全球变暖将为自身业务带来什么样的风险。SEC的这个新规定来自于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的建议。2020年9月,CFTC市场风险咨询委员会下属的气候相关市场风险小组委员会发布了题为《在美国金融系统中管理气候风险》(Managing Climate Risk in the U.S. Financial System)的报告,其中明确提出:除非我们(包括资产管理公司、银行和大宗商品期货交易商)能够给碳定价(注7),否则我们无法有效应对能源转型。


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人们改变行为,而要人改变行为靠的是激励。例如,明确为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负外部性(即排污者无需付费)定价,就会促使企业减少排放,并推动消费者做出必要的生活方式改变;而这样的定价也会产生收入,并可用于发展绿色技术或者分配给大众,以支持向低碳经济公正过渡的政策,抵消燃料价格上涨给经济造成的伤害。简而言之,为碳排放定价可同时实现经济、气候和社会目标。


在英国作家王尔德(Oscar Wilde)的成名剧作《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Lady Windermere's Fan)中,达林顿勋爵曾讽刺所谓的犬儒主义者(Cynic),说这种人 什么东西都知道价钱,可是没一样东西知道价值。(A man who knows the price of everything and the value of nothing.) 相比之下,作为现代投资人,我们却跟达林顿勋爵口中的犬儒主义者(其实是现代犬儒主义者,与以狄欧根尼(Diogenes)为代表的古代犬儒主义者不同)刚好相反:我们深知应对气候变化的价值所在,但却迟迟没有为这样的应对打上价格的标签。这在资金迅速周转、一切都明码实价的金融市场是无法想象的 —— 气候变化带来了系统性风险,这是投资人无法通过分散投资加以消除的,我们必须为这样的风险进行准确定价,否则投资成本将无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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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注

1.资料来源:联合国,净零联盟。

2.资料来源: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美国证监会就加强和规范向投资者披露气候相关信息发布拟议规则」,2022年3月。

3.资料来源: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国际可持续发展标准委员会拟议制定全面可持续发展披露标准全球基线」,2022年3月。

4.资料来源:202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格拉斯哥气候公约》——第26次缔约方会议(COP26)的主要成果。

5.资料来源:DownToEarth,「机构投资者呼吁通过碳定价来应对气候变化」,2014年9月。

6.资料来源:202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关于碳定价。

7.资料来源: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下属的气候相关市场风险小组委员会发布报告」,202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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